《光明日報》6月12日第5版刊發溫儒敏教授文章《大學應該回歸其本義》，溫教授用樸實生動的語言，從大學學術和人才培養的角度對大學應回歸其本義的思考。現將全文轉載如下：
大學應該回歸其本義
編者按：曾有一度，我們為大學固守“象牙塔”而憂慮，然而今天，當大學向社會張開懷抱，不再脫離現實生活的時候，一些社會風氣的侵擾又讓我們對大學的應有之義進行再度探尋。溫儒敏教授用樸實生動的語言，從大學學術和人才培養的角度對大學應回歸其本義的思考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如果不正確認識和堅持大學的“本義”，不在本科教育這個“大盤子”上下功夫，只想投點錢立竿見影就出成果出人才，那么所謂“創新人才”也只是泡影
大學的本義是培養人才,本科生的培養，是整個大學教育的基礎。這個年齡段學生正在邁入成年，處于人生的黃金時段，他們的人生觀、世界觀，學業興趣、知識結構和未來的發展方向，主要都在這個時期確立。一個受過系統教育的人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心理，能否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不斷完善自我的行為模式，能否具備日后事業發展或者進入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能力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科階段。所以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，在各個階段教育中，本科無疑是最重要的。相對于以專業性為主的研究生教育，本科教育更具基礎性，是全人教育、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專業教育，學科規模要求要更完善，師資和其他方面教育投資也要更多，需要各方面工作配合，需要相當的學術積累和“小環境氣候”，整體而言其教育成本更高，而“成效”顯現的難度也更大。一個專業如果有一兩個學術實力強的老師，有相應的教學條件，又招到潛質好的碩士或博士生，幾年功夫寫出好的論文，或者爭取到重要的項目，是不難辦到的。但要把某個本科院系辦好，學生中能培養出一些優秀的人才，需要很多學術積累，短期內就很難做到。某個杰出的人才出自哪所大學，人們一般更注重其本科，而不是研究生。一所大學得到過哪些獎勵，有多少論文，有過什么項目？人們也許并不記得，但哪個杰出人才出自哪所大學哪個院系，大家還是一目了然。所以，本科教學應當是衡量一個大學水平的核心標準。
問題是這個道理現在被普遍忽視了。浮躁的好大喜功的心理，讓許多大學管理者眼睛全都朝上看，他們全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博士點、重點學科和項目，爭來爭去，多數大學都可以培養研究生甚至有博士點了，大學的精力幾乎都放到博士點和科研項目上，本科教學就越來越不被重視，結果博士碩士越招越多，“蘿卜快了不洗泥”，以數量對質量，培養水平下降是不爭的事實。本科呢，說是通識教育，其實老師的心思大都在爭取科研數據上，很少有人關心大學生的培養。大學的“本義”就這樣放棄了。現在總在喊“創新人才”培養，如果不正確認識和堅持大學的“本義”，不在本科教育這個“大盤子”上下功夫，只想投點錢立竿見影就出成果出人才，那么所謂“創新人才”也只是泡影罷了。
怎么才能讓大學急功近利的風氣有所轉變，來重視本科教育呢？關鍵是教育管理和學術管理部門必須改革現有評價體系，不以論文、項目數量定高下，不搞一刀切，讓重視本科教育、有特色的學校和院系有前景，有成就感，得到好處。這個問題已經吵吵多年，我們有必要認真反省，下決心推進改革。
大學正被所謂的“評審文化”裹挾，將學術評價順乎“人情”。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過日子是不錯的，可是做學問就會覺得沒有意思
20年前，碩士或博士論文評審是非常認真的，那時評審制度并不像現在這樣嚴格，主要靠老師們的自覺。那時多數教授對學術的尊嚴都還有敬畏之心，不敢輕易“放水”。記得198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，全系十九位同學，答辯沒有通過的就有3位。答辯會上真刀真槍的批評和爭辯，是正常的。那時期的學位論文整體水平都很高，原因之一是有嚴格的評審把關。
而現在雖然都有評審制度，例如博士論文匿名評審，但往往形同虛設。有些學校的博士論文提供外審，評審者的名單可能就是指導教師自己指定，都是請一些“好說話”的同道者，而被邀請評審專家，也全明白是誰指導的論文，心照不宣，只能說些對論文恭維的話，極少會有質量太差而被卡住的。這一關就虛設了。到了第二關，進入論文答辯，這回是和導師面對面了，更是客客氣氣，即使有批評，也是“小罵大幫忙”，很少有人敢堅持原則，給不合格論文投反對票的。一些老師認為答辯其實是給人幫忙，如果你堅持原則，對不合格論文投了反對票，或者批評意見太厲害，怕是以后自己學生的答辯也就“吃虧”。只好是將學術評價順乎“人情”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結果呢，極少有博士論文在評審和答辯時不予通過的。評審制度就擺在那里，參加評審的專家也可能是有學問的，可是大家都受這種順乎“人情”的風氣制約，即使面對很差的論文，最終也還是讓它通過。專家只能隨大流，如果在學問上較勁，反而顯得不合時宜，以至于誰在學問上認真，邀請他評審的也就愈少。而學生呢，看到所謂評審答辯就那么回事，對學術的尊嚴感也就蕩然無存。這就是所謂“評審文化”吧。
其實不只是學位論文評審，在其他方面如教學評審、項目評審、職稱評審，等等，大同小異，都被這種“評審文化”裹挾。
在這種充滿調和折中的“評審文化”氛圍中，再好的制度，也是虛設的。有沒有辦法從制度上抑制一下這種不良風氣呢？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過日子是不錯的，可是做學問就會覺得沒有意思了。不久前讀到北大何懷宏先生的文章《知識分子，以獨立為第一義》，呼喚對知識的探尋與守護，類似的提醒已經很多，現在讀來仍然頗有感觸。這些年許多讀書人都很推崇陳寅恪式的“獨立精神”，可是獨立性在哪里？只在反叛現實權勢話語的想象中嗎？或者只在“憤青式”的痛快文章里？在本來自己完全可以“獨立”的空間里，我們是否又都放棄了必須的“獨立”？
人生觀、世界觀的培養，本來是大學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，甚至比知識獲取更加重要，但人們為謀生而學習的勢利觀念正在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
和五六十年代比，甚至和改革開放之初的大學生比，現在的大學生都顯得過于世故、精明。可以說現今有“四大主義”流行，包括個人主義、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和庸俗的現實主義，充斥著許多大學校園。為什么？當然跟整個大氣候大環境有關，但從學校教育方面檢討，也有直接的原因。
為什么上大學？入學教育可能也把一些大道理講得頭頭是道，可實際上辦學的理念卻是實用主義的，這不能不影響到學生的成長。我到南方一所大學講學，一位大一的學生就向我抱怨：他們進大學第一堂課，竟然是“就業辦”的老師給上的，講的就是如何準備找工作。這個同學說，天呀，在中學被高考逼得喘不過氣來，好容易上了大學，馬上又有就業的壓力！這位同學的抱怨，值得我們大學的管理者深思。盡管大學生就業也的確是大問題，學校不能不管，但大學教育全都受控于“就業”的指標與需求，也就失去了大學教育的本義。在這種完全講實用講實利的氣氛之下，理想主義哪有存身之地？
還有，我們多年所注重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陳舊，方法生硬，不能針對現實問題回答學生的疑惑，更難以幫助學生樹立遠大理想。課上學的，課下可能馬上就給低俗的空氣所解構顛覆了。要求學生了解國家民族的歷史與現狀，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，是必須的。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，向學生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，也是必須的。但不能是生硬的、強制的“灌輸”，不能是高頭講章的，脫離現實的，必須充分考慮新一代學生接受的可行性。
更重要的是，教育還需增加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的分量和內容，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精神滋養。人生觀和世界觀，決定人對整個人生意義和世界價值的基本看法，包括人生的意義、真善美、生與死的本質、人與自然、人性與社會性、社會公平的準則、倫理道德的底線，等等，這些問題都是本源性的，牽涉到對人生社會的基本看法，有的還富于哲學含義，涉及終極關懷。對這些本源性問題的探討與摸索，也就導向人生觀、世界觀的確立，可能從根本上決定人一生的追求及其思想行為模式。這種人生觀、世界觀的培養，本來是大學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，甚至比知識獲取更加重要。我們應當好好反省我們的思想教育，想辦法增加思想教育的實效，大力加強學生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。也許我們不能改變整個社會風尚，但起碼大學應當有些理想，有些追求，能多少承擔精神高地的責任。（作者系著名學者，山東大學特聘文科一級教授，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）
